刘仰:龙应台的尴尬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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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应台最近在香港大学演讲的一段视频引发较高的网络热度。这段视频的内容是:龙应台问在场听众的启蒙歌曲是什么?香港浸会大学(公立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教授回答说:我的启蒙

龙应台最近在香港大学演讲的一段视频引发较高的网络热度。这段视频的内容是:龙应台问在场听众的启蒙歌曲是什么?香港浸会大学(公立大学)副校长周伟立教授回答说:我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问:怎么唱?于是,观众席中很多人开始唱这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于是,网络上有一种评论成为普遍性的基调:龙应台企图洗脑被打脸。

 

朋友对我说起这个话题时,我其实不是很有兴趣。几年前我写过关于龙应台某本书的书评,龙应台在台湾宣布辞职时,我也写过关于她的文章。我对她不是很欣赏,也不想再多写她。朋友把龙应台演讲比较完整的视频发给我,建议我看一下再说。我在视频里听龙应台提到“安徽白茅岭农场”,于是我决定写这篇文章,原因后面再说。

 

普遍性的评论说“龙应台被打脸”,这应该是不喜欢或讨厌龙应台的人的一种解读。我认为,以龙应台的文化修养来说,“打脸”的说法可能有点过,龙应台不至于被这样一个“意外”搞得进退失据。事后,龙应台写了回应文章,她说自己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认定这是一首“红歌”,她佩服周伟立教授的勇气和诚实,也很想听听这首歌,于是便希望大家能唱,于是很多人开始唱。不同年龄的老师、学生,不同身份的大陆、香港听众开始一起唱。龙应台说:“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我认为,龙应台事后的这番自我解释没什么毛病,合情合理。虽然有人可能会说:那只是龙应台因为应对无措而不得不在拉长合唱时间,同时飞快地转动大脑以找到一个光滑、安全的台阶,但我还是认为,至少就现场表现而言,龙应台并没有多少可供取笑的尴尬。但这并不是说龙应台没有尴尬,而应该说,她的尴尬是另一种更深层的尴尬。

 

香港大学邀请包括龙应台在内的很多名人参与的这个系列演讲名字叫做“大学问”。我们可以问:“大学问”大到什么程度?是否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从龙应台演讲的内容看,这个结论大致是正确的:龙应台试图在不同人的不同启蒙歌曲中寻找一种超越政治的文化因素,反映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中某种永恒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其实是龙应台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上世纪70年代,当台湾代表被请出联合国,由来自大陆的外交官代表中国坐上联合国的席位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便开始陷入文化身份失落:我是谁?

 

龙应台演讲中用了一首台湾当年校园里学童们唱的反共、反大陆歌曲。我们不评价这首歌,只想借此说明,对于失去联合国席位后的台湾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国民党灌输的幼时教育使他们难以认同中国大陆,而要认同台湾,对于缺乏远大理想的“小民”来说也许可以聊以自慰,但对于想要进入世界主流话语平台的台湾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国际地位的台湾又难以成为身份认同的全部立足点。于是,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找到了一个途径以摆脱这种两难——他们试图使自己成为“世界公民”,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价值为伍,便能避免具体国籍、文化身份的尴尬。巧的是,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不久之后正好与苏东剧变带来的“历史终结论”的广泛传播形成了完美的结合。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说就是:认定西方所代表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最终选择。这使得龙应台这样力求使自己成为“世界公民”的人,终于在“普世价值”上可以找到一个看似结实的依靠。龙应台出任台湾“文化部长”时,这种“世界公民”的身份与台湾政治汇入“历史终结”的洋洋得意是一致的。龙应台辞职后,对于民进党的绿色支持群体来说,与“历史终结”为伴,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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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于2016-12-27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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